“理想”的废墟必须具有宏伟的外形以便显示昔日的辉煌，但同时也要经历足够的残损以表明辉煌已逝;既要有宏伟的外貌以显示征服之不易，也需要破败到让后人为昔日的征服者唏嘘感叹。废墟彰显了历史不朽的痕迹和不灭辉煌的永恒，也凸显了当下是易逝和所有现世荣耀的昙花一现。所以，废墟能唤起的情感可能是民族自豪，也可能是忧郁和伤感，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雄心壮志。

　　——英格尔·希格恩·布罗

　　对已消逝的往昔时光做出追忆与抒怀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有着深厚的脉渊，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古代历史宿命般的帝王轮回模式，而且还在于这每次的轮回几乎都是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国。它包含对流逝的时间的不可追回的感伤，以及世事沧桑的无情流转。当我们回望那些辉煌的过去时，当下便充满了一种无可回避的虚无之感。

　　摄影以一种看似冷静客观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图像证据，这些证据的存在，仅在于证明某时某地某物得以曾经的存在，事实是它们在时光之中被瞬间显影记录，仅仅是这一瞬间，足够使我们处身时间之流的记忆发生改变，因为摄影的客观真实是不容质疑的。记忆是一种黏胶般的综合体，它糅杂的内容不仅包括带有情感的叙事，还蕴含气味、视觉、声音等触感的回响。

　　关中大地上的“石像生”以一种宏伟的纪念碑式的姿态来宣告永生的企图，它要证明的是帝王们曾经的过往，并维护其生前的荣耀，然而漫长的时间之流使这种企图淹没在虚无与荒凉蔓延的旷野之中，从而使其具备了作为怀古“废墟”的种种要素。张辉的镜头对准的正是关中大地上那些曾经辉煌的帝王们留下的“石像生”。这些被岁月侵蚀的“翁仲”正是张辉的“理想”废墟，它们正体现出英格尔·希格恩·布罗迪所描述的美学精神。与欧洲典型的浪漫主义视角不同的是张辉依然承继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视觉情怀。他的帝陵系列摄影与传为李成的画作《读碑窠石图》有某种神会之处。《读碑窠石图》是一幅中国绘画史上最具感染力的怀古题材的佳作，表现了一位旅途中的文士在荒野中面对一块巨大的古碑沉思观看。整幅画面呈现出一派萧疏诡秘的气氛，画家似乎有意强调这片枯树的野性，它们生长得遒劲有力，森然苍茫，与静穆的石碑形成鲜明的对比。张辉透过他的镜头以影像的方式来表现“石像生”，它们同石碑一样都具备一种纪念性，而且张辉刻意地打光更凸显这些“翁仲”像古碑一样的可读性，它们并不是像原初以列阵仪仗的形式出现在张辉的作品中，显然张辉要把观者带入他所设定的视角，像读碑一样去凝视这些“翁仲”。它们或是淹没在蔓延生长的荒草、或没入黄土、或残损至形状难辨，在张辉的镜头下重又获得另一种表情：不再彰显帝王的威权，而成为见证历史沧桑巨变的亲历者无言伫立。此时，它的存在超越了它原来的意义，成为一个孤立的物，张辉有意突出了这种孤立感，从而使“翁仲”的影像具有了凝结历史的意义。它建立在宏伟的叙事基础之上，然而却透过光影的瞬间记录传递虚无的意象，为现代影像的语言注入传统的古典精神。

　　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怀古情怀是张辉有别于那些热衷于模仿西方影像的同道，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克制的秩序，一种简约的均衡，显得静穆单纯。关中大地过于深厚的历史足以让任何具有野心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以物自身的存在显影历史，以摄影家立足的优越条件去回望历史，是张辉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处身曾经的“长安”，对历史的喟叹似乎才可越过文字本身，给予人可触感的现实体验。张辉的帝陵摄影具备这样的现实体验，他镜头前的“翁仲”带我们逼近历史真实，它们带着宿命般的感伤在关中大地诡秘的天空下被张辉一一显影。(本文发表于2014《近景十年》、《存在》)

　　刘坚——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