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看到张辉的这些帝陵石雕摄影作品是在2010年的“第十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他用手工蓝晒法制作了一组作品《关中帝陵系列：蓝调唐陵》。蓝色的影像将这些饱经历史沧桑的帝陵石雕，推回到遥远的历史长河之中，为这些古代艺术品涂抹上一层伤感的时代暗影。张辉在他关于摄影创作的文章《影像之陕西帝陵》中，痛心陈述陕西诸多帝王陵墓中“许多未被保护的陵前雕塑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因之“呼唤我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这个话题听来似乎老生常谈，但作为曾经与张辉同在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和大学学习的昔日学友，我能够理解他的急切，这也是为何张辉将自己的摄影创作主题凝聚于这些历时千年的古老石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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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作品

　　中国历史中周秦汉唐的鼎盛，成就了陕西关中地区围绕西安的数十座帝王陵墓。由于侍死如生的厚葬习俗，这些帝王陵墓成为蕴藏中国古代文明精华的宝库。其中西周王陵虽尚未发现，但据文献记载推断西周十三位王中的七位——文、武、成、康、穆、共、幽王应葬在陕西，其中前六位葬在“毕原”(大致在长安沣河中下游一带)。除了秦始皇陵和二世胡亥墓外，还有时间更早的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和位于咸阳原上经考证为战国中晚期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汉长安城北至西北的咸阳原自西而东依次排列有九座汉代帝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长安城东南白鹿原至杜东原一带有汉代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唐代两百九十年的历史中出现的二十位帝王，其中十八位都葬在长安以北的塬上，号称“唐十八陵”。“唐十八陵”由西向东依次分布在渭北六个县——乾县的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僖宗靖陵，礼泉的肃宗建陵、太宗昭陵，泾阳的宣宗贞陵、德宗崇陵，三原的敬宗庄陵、武宗端陵、高祖献陵，富平的懿宗简陵、代宗元陵、文宗章陵、中宗定陵、顺宗丰陵，蒲城的睿宗桥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和玄宗泰陵。而我们今天在这些陵区能够直接看到的除了几处博物馆外，大多就是这些残留在地面上的石雕。这些帝陵石雕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见证。面对这些石雕的渐渐颓失，作为陕西人的张辉守土有责地以其摄影创作倾注其中。张辉的美术专业教育背景，更使他不能容忍古代杰出的艺术品遭到灭顶之灾。这些石像的命运，关乎自现代化到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国社会巨变的百年命题。由文明的冲突引发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论战，至今经久不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传统所代表的文化多样性正在趋向单一性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将丧失治愈全球化危机的传统药源。张辉的摄影不但提示了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也揭示了全球化危机的急迫。张辉用他的摄影创作，在试图拼命挽回日益涣灭的传统文明印痕。

张辉作品

　　今天我们不但站在传统文明与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交叉口，也站在数码革命所引起的人类技术巨变的交叉口。作为具有现代技术文明典型特征的摄影文化，正在接受新的历史考问。这个考问，同样关涉到传统的价值问题。张辉的蓝晒法帝陵摄影，正是以此双重意义试图提供新的文化价值认定，即摄影创作题材和呈现方法高度统一的对传统价值的执着。

　　蓝晒法于摄影术“正式”发明后第三年的1842年由英国人约翰·赫舍尔(John Herschel)发明，是第一个实用的铁盐(非银盐)摄影工艺。蓝晒法制作的照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受强日光照射褪色后，放置在暗处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作为被摄影工业化生产淘汰的蓝晒法，在面临数码时代传统胶片摄影生产全面快速衰退的今天，重新为我们提供了对摄影未来发展的定位思考。传统摄影光化学的手工工艺和不同工艺独特的影像趣味，正是传统非数码摄影从影像信息复制传播功能向呈现创造性和差异性的艺术功能转换的通途。如同作为欧美主流绘画的油画在19世纪面对摄影术的兴起所发生的改变，数码技术会为摄影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并呈现更加多样的未来。摄影将发展其自律性来重新展开其价值，其中包括摄影术历史中传统印像术所承载的丰富而独特的光化学工艺。张辉的蓝晒摄影作品，正是在此历史时刻提供了其方法论的重要性。

　　张辉的蓝晒摄影作品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例证，来呈现艺术家如何对时代的价值进行独立判断。将传统文明的价值和传统摄影的价值整合在一部作品中，体现了张辉艺术观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不但建立在对所处时代深刻洞察的智慧上，也建立在将认识付诸行动的道义上。唯有如此知行合一，才能让我们从张辉的摄影作品中领略到艺术实践的真谛。

　　2011年11月8日，北京芳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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